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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日期:2015年10月27日 作者:劉亞洲 來源:中國評論新聞網 字體顏色: 字號:[ ]
劉亞洲:日本在精神上永遠是侏儒

  中評社北京10月26日電/空軍說微信公眾號發表劉亞洲題為“日本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的文章,全文如下:

  抗日戰爭,讓中國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獲得涅盤

  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氣質和文化品格,深刻影響著民族的生存發展。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軍事上的勝利,也是精神上的勝利,而文化的核心是精神,因而也是文化的勝利。

  說到紀念抗戰,我認為,如今人們對政治和軍事層面勝利的研究和反思,已講得夠多的了,而對其精神層面的勝負考量則講得較少,所以,我想就此多說幾句。

  紀念抗戰,最需要的是精神層面的反思

  中華文明曾經是世界最優質的文明。中華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活得神采飛揚,有滋有味。男人特別陽剛,女人特別嫵媚。百家爭鳴,思想茂盛。

  不料,一個叫贏政的男人毅然斬斷了中華文化的“臍帶”。秦代留給中華文明最壞的遺產是:把思想的對錯交給權力來評判。而漢武帝走得更遠,他真的把一個最有思想的中國男人閹割了。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國歷史特殊的符號,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

  自那以后,中國再也沒有涌現出可以稱之為“偉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時期情況則更趨惡化。龔自珍用“萬馬齊喑”來形容中國明清時期的社會,真是再貼切不過了。他還說,今日中國,朝廷中見不到有才華的官員,街頭見不到有才華的小偷,民間甚至連有才華的強盜都沒有。

  秦代以后的中國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千載以降,無論一些國人的身體呈現何種形態,靈魂都是跪著的。許多人如螻蟻般卑微地生活著,從沒有真正站直身軀,只會匍匐在地,無論面對的是皇權的威嚴,還是外國侵略者的槍炮。

  這種扭曲的人格和社會風氣到中日甲午戰爭時已讓整個中華民族病入膏肓。日軍進攻遼東時,清朝守軍約有5萬人,日軍比清軍少,但不到10天,遼東即全線潰敗。旅順要塞,固若金湯,清軍只守了一天。日本軍醫檢查清軍傷口后提交的報告中寫道:“從清兵的創口來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彈者極少。”顯然,這些死傷的清兵是在奔逃時中彈的。

  直至后來侵華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慘案時,十幾個日本兵押解上萬名俘虜去屠殺,竟無一人反抗,連逃跑都不敢。如果當時有人帶個頭,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餅了,可這個人始終都沒有出現。

  中日甲午戰爭后,甚至連清朝的屬國朝鮮也做起了瓜分中國的美夢。朝鮮《獨立新聞》1896年發表文章稱:“但愿朝鮮也能打敗清國,占領遼東和滿洲,獲得8億元賠償。朝鮮人應下大決心,爭取數十年后占領遼東和滿洲。”

  中華文明有一個鮮明特點:多難興邦

  中華文明有一個特點:中華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會迸射出自強之光。中國總是在即將跌到谷底時獲得重生。甲午一役,中華民族被逼到了懸崖邊。一個人只有站到了懸崖邊才會破釜沉舟,真正冷靜并堅強起來。一個民族也一樣,斷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慘痛的沉淪造就了最輝煌的崛起。

  中國被日本打敗后,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大批中國的有識之士源源不斷涌入日本,開始了向日本學習的過程。2000多年來,一直是日本學習中國,用過去的話說叫“唐化”,用現在的話說叫“全盤中化”。

  看看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城市的古代建筑,給人一種寧靜、沉穩的感覺,連房屋的顏色都以灰色調為主。那是唐朝建筑的風格和基調。日本人學中國太兇,以至于認為自己取代了中國。

  1870年中日兩國進行談判時,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稱清國為“中華”,日本人堅決不答應,說:如果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成“夷”了?談判因此差點破裂。

  對華發動侵略戰爭的鼓吹者福澤諭吉在甲午戰爭當年撰文《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和他同一時期的植村正久則稱:“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這是新舊兩種精神的沖突”。中國當了日本2000多年的老師,反過來,近代日本當了中國的老師逾百年。

  今天,我們的語言體系中還能夠看到受日本影響的痕跡,像“干部、路線、社會、民主”這些最常用的名詞都來自于日本。這些名詞占了現代漢語中社會名詞的近70%,如果不使用這些名詞,我們今天很難完整寫出一篇現代文件。不過,我認為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這批遠赴東洋的中國志士在那里初識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先生”讓他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他們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陳天華、魯迅等。

  1907年7月,秋瑾在紹興古軒亭口英勇就義,她喟嘆:“忍看眼底無余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陳天華則在寫出了《猛回頭》這篇呼喚中國人精神的檄文后蹈海自盡。陳天華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以一己之死,求國家興隆,中國不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學醫的,最后卻在選擇拯救中國人的精神還是肉體上毫不猶豫地選了前者。不過,我認為他仍然是一個醫生,因為他思考的是如何醫治一個國家的病。

  世界上,有些人專門留下腳印,有些人專門研究腳印。魯迅就是專門研究腳印的。我覺得他說過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他全部著作的思想內涵:“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魯迅常常提到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病根?三個問題都指向精神層面。魯迅看到,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毛澤東是激賞魯迅的。他常常稱魯迅是“我們的魯總司令”。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拿槍,一支拿筆。拿槍的軍隊的總司令是朱德,拿筆的軍隊的總司令是魯迅。毛澤東和魯迅在精神上絕對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為日本人的緣故,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次運動,既是對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對日本的再學習。批判,是抵制它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學習,則是從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個民族的背影,使中國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獲得涅盤。至此,中國對由日本帶來的災難而進行的反思達到了最高峰。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思想戰爭。五四運動的真諦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個民族的站立。尤其應指出的是,這場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精神的啟蒙,它還為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這場運動的尾聲,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最美麗的果實。五四運動告訴我們,只有偉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識到自己責任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

  一個日本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中國徹底覆亡,東方各國也就沒有了希望。如果中國能夠勃興,東方各國救助有望。嗚呼,中國問題實乃東方之大問題。”(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于五四運動前,抗日戰爭則發生于五四運動后。這兩場戰爭戰場相同,對手一致,但結局迥異。在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所有戰爭中,抗日戰爭最為慘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各國的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贏得最為悲壯。原因何在?就是因為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

  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認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歷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沒有這樣的人,在那之后也沒有。明治的榮光,至今是日本人掛在嘴邊的榮耀。而在中國,“五四”一代人則是先秦以來最有朝氣、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發生了猛烈碰撞。這是兩個精英集團的碰撞,這種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紀意味。

  讀一讀《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野心賁張,口氣如天,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說得出這樣的話。反觀中國近千年間,就無人敢講這樣的話。

  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相同。看看毛澤東那個時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揮斥方遒?他的書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嘯著從紙上站立起來。千百年來,小農經濟一直是中國的主要社會形態,這種形態決定了中國軍事戰略的防御性,萬里長城是最典型的代表。

  中國古代很少謳歌戰爭,即使是大唐盛世,描寫征戰的詩詞也多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雖然不失豪放,卻也擺脫不了悲涼與無奈的情愫。然而,再看看毛澤東寫就的戰爭詩篇,哪有一丁點兒凄慘的音調?最典型的當屬《七律·長征》,艱難困苦到那種非人的地步了,毛澤東還豪邁地吟唱:“三軍過后盡開顏。”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境界?!

  抗戰決勝因素:交戰對手的精神狀態

  抗日戰爭中的侵華日軍,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強盛,也是野心最張揚的一代。侵華日軍中的高級將領,如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都參加過奠定近代日本強國地位的“日俄戰爭”,當時年齡多在五十開外,正處于人生中最成熟的巔峰狀態。

  與之相比,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的將領們則年輕得多。彭德懷領導發動平江起義時30歲,林彪被任命為軍團長時年僅24歲,劉伯承參加南昌起義時35歲。然而正是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態投入抗日戰場,創造了歷史。

  日本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花中櫻為王,人中兵為貴。”櫻花,當其燦爛盛開之日,也是它凋謝零落之時;武士,當其命殞疆場之時,也是他最榮光之時。日本人認為這二者都是美的極致。

  我曾在冬天去過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學生們一律都穿短褲,裸露著凍得發紫的小腿。孩子們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諺語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國人則總是勸人“慢走”“你慢慢吃”。

  這種精神培育出來的日本人是看輕生命的。世界公認西方最強悍的軍隊是德國國防軍,但在斯大林格勒,德軍保盧斯元帥率領9萬名士兵集體投降。而日本軍人在絕境中通常都戰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極少降服。

  在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語)的情景令世界恥笑。抗日戰爭中,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比上一場戰爭還殘暴。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更是慘絕人寰。南京大屠殺慘案之前,如果說中日雙方的戰爭還可稱之為勝負之戰,而南京大屠殺慘案之后,戰爭已演變為生死之戰。

  日本軍閥們驚訝地發現,僅僅過去了40年,這個大陸種群已經變得有些陌生了。在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只有兩種情景:一種是悲慘,另一種是非常非常悲慘。在抗日戰爭中,這兩種情景改變了:一種是堅強,另一種是非常非常堅強。特別是共產黨員,內心極其強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但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視。

  史料表明,日軍曾煞費苦心地研究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比如,凡聽到別人說話就起立者,不是黨員就是干部;詢問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國某年”者,多是黨員,并受過教育。

  日本人對共產黨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偉大對手的傳統。日軍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軍戰士跳下懸崖的壯舉,肅然起敬。日軍排成整齊的隊形,隨著一個軍曹的號令,向五壯士跳崖處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

  楊靖宇將軍生前和死后都令日軍懷有極大敬畏。他陷入絕境后,日軍派叛徒向他勸降,他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句話如一聲炸雷,至今仍在天地間回響,讓人觸摸到了信仰的力量。

  楊靖宇將軍犧牲后,日軍解剖了他的尸體,發現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沒有一點兒糧食,在場的日本人無不受到莫大震撼。日軍頭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淚,長時間默默無語。

  史料載,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一天之內,蒼老了許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窮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抗日將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內心受到的折磨就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女后自殺,并在遺囑中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精神一變天地寬

  中華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撥亂反正,它的大氣象和大氣魄就顯現無遺。在這一點上,日本就顯得局促多了。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母國,就連最著名的右翼反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認,一翻開唐詩宋詞,心中就涌起一縷鄉愁。這是一縷文化的鄉愁。

  中國人和日本人雖然語言不通,但可以通過筆談溝通,這說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國的下游。抗日戰爭,中日兩個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對決外,就是在格局上對決。中國重新成為日本的老師。日本是個島國,眼光不開闊,而毛澤東的眼光則掠過千山萬水。

  毛澤東看到,甲午戰爭時,日本始終是攥著拳頭對付中國的,而中國卻如張開的五指,受力后極易折斷。中國不能產生合力的深層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農耕文明,自給自足。只有個人,沒有集體;二是精神世界封閉,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團結。毛澤東還摒棄前嫌,呼吁、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推動國共合作。

  當時,八路軍的武器還不如甲午戰爭時的清軍,但軍事思想非常先進,連美軍都派人到延安學習八路軍的軍事思想。毛澤東不僅是戰爭大師,更是戰略大師。日本是一個強盛國家時,毛澤東堅決拒絕與其談判,甚至不承認它是一個國家;日本戰敗后,成了非正常國家,毛澤東反而主動與其交往。

  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毛澤東在《研究淪陷區》和《目前形勢和當前的任務》中兩次指出,日本妄圖“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他對抗大學員說:“我們‘抗大’人,不能有一個是不抗戰到底的!不能有一個是不反對投降的!”

  他寫出《論持久戰》,是一次精神上的長征,更是大戰略。毛澤東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戰爭風云大勢的,能夠高屋建瓴地抓住問題本質,而自他以下的中共將領們,如彭德懷、劉伯承等,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戰爭。他們的戰爭智慧,體現在對戰爭細節和過程的準確把握和控制上。

  我研究過日本陸軍大學和海軍大學。這兩所大學成立于明治維新時期,一直特別重視對戰役的研究,反而對戰略不甚看重。日本軍事院校至今還津津樂道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的某些戰役。戰略需要哲學。

    毛澤東指出,日本是沒有哲學的。戰略要有全局,日本則特別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打贏了每一場戰役(太平洋戰爭后期除外),可是輸掉了整個戰爭。它太看重勝負,于是只有小勝,沒有全勝。

  毛澤東從不看重局部的勝負,他總是從事物的本質入手,時或舉重若輕,時或舉輕若重,格外大氣。抗日戰爭勝利五年后,他就揮師入朝,對抗世界第一的強大軍隊,就是戰略大手筆。

  而遍數日本,不要說沒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大家,連劉伯承、彭德懷、鄧小平這樣出色的統帥也沒有。山本五十六是日軍的另類了,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決定論,似乎已觸摸到了現代戰爭的本質。但其實,這個神來之筆只是他一時沖動的結果,他根本就沒有理解自己獨創的這一戰法的劃時代意義。反而是遭到重創的美國人從中捕捉到了勝利之光,并將目光投向了天空。從此,美國人給戰爭插上了翅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雖然滿目瘡痍,但整個民族在精神上獲得了重生,這個古老的民族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戰爭雖沒有在日本本土進行,日本算得上是“國破山河在”,這個“國破”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滅亡,還指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這場戰爭中遭到重創,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無法恢復。

  美國占領日本,主要還不是軍事意義上的占領,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麥克阿瑟飛往東京時,隨從問他帶不帶槍,他說:“什么也不帶,就空手去,這樣對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美國戰后對日本進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壓制這個民族。

  人一旦成了機器還叫人嗎?

  70年來,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參拜靖國神社,骨子里都有挑釁美國的意味,因為那些甲級戰犯正是被美國人逮捕并處死的,但美國沉默如山。美國在日本駐有重兵,且都駐扎在戰略要沖,況且70年前兩顆原子彈爆炸的巨響猶在日本人耳邊回響,美國根本不怕日本鬧事。

  美國占領世界那么多地方,無論在阿富汗,還是在伊拉克,襲擊無日無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沒有發生過此類襲擊。日本成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一枚棋子,再也沒有了曾經與之對弈者的身份和心態,明治時期的精氣神也蕩然無存。

  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東京劇烈搖晃,一棟棟大樓都“吐出”滾滾人潮。一位中國作家寫道:“大街上全是人。他們都在一種異樣的沉默中緩緩移動腳步。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好像遺體告別儀式時的那種靜默和步履。雖然沒有哀樂,但所有人腳步移動的節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萬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

  震后,有人讀到該文后贊賞這種狀態,認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卻不這么看。從這種舉動中你難道看不出壓抑和窒息嗎?這是萬眾一心嗎?這是萬人一面。人一旦成了機器還叫人嗎?恰恰是德國和日本這兩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都被世人稱為“機器民族”,難道其中有什么深奧之處嗎?

  我經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從日本人名字的變遷中可窺一二。明治時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氣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學于文)、山縣有朋(有朋自遠方來)、大隈重信(民無信不立)、宮崎滔天……

  上世紀初,還是中學生的毛澤東給宮崎滔天寫了一封信,上來就稱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澤東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處,否則他不會這么稱呼。但今天,這些鏗鏘的名字已經離當代日本人遠去了。

  只有精神上的強者和巨人,才會寬宏大量

  抗日戰爭過去70年了,日本仍有一些人對當年戰勝了他們的中國耿耿于懷,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世界歷史上,哪有一個戰敗國,對徹底戰勝并原諒、寬恕了自己的戰勝國——還放棄了戰爭賠款和對其領土的占領——在過了70年后,還充滿了怨婦般的憤恨?除日本外,絕無僅有!

  但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人是寬宏大量的。在抗日戰爭中,由于精神境界的轉換,中華民族已成為精神的強者和巨人,所以才寬宏大量。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是:不能忘卻,可以寬恕。

  新華社著名記者穆青曾是八路軍120師的干部,據他回憶,一次他隨部隊攻占了日寇的一個炮樓,在炮樓角落里發現了兩個大木箱,打開后,里面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來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滿滿兩箱子。穆青所在連的連長是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戰士們都哭了。

  國民黨遠征軍將領孫立人率部赴緬甸作戰,俘虜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請示他如何處理,孫立人說:“這些狗雜種,你再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后就這么辦!”

  在對待日本俘虜的問題上,國民黨人遠遠比不上共產黨人。在八路軍的隊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他們大多數是被俘虜的日本士兵。后來,他們當中很多人隨共產黨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國民黨軍隊中就沒有聽過這種事。

  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個民族而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日本不對戰爭罪行道歉,不能正視侵略歷史,它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經80歲的毛澤東曾評價日本“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也許道理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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